当然，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是事实上利害关系标准和约定上利害关系标准的前提与基础，后者是前者在司法判断逻辑上的必要补充和适度延伸。
原告以猪圈气味严重损害健康以及造成自己土地大幅贬值为由，诉请法院撤销建设许可。所以发放救济金是行政机关履行其法定义务的行为，个人对此不应享有请求权。
例如，一般性住宅区（不排除商业机构的存在）的土地所有者先天性地负有忍受一定程度的商业活动所带来噪音和其他影响的义务。（二）个人权利保护困境 1.一般法依赖引发的立法专断 德国学者耶利内克论述中的主观公权利并未刻意区分宪法与一般法。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据此认为，国泰公司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保护规范理论之于我国已并非舶来品，而是已成为本土行政审判中必须认真对待的理论。[4]参见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29]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关于公法权利领域的全部司法审判在根本上都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解答。其直接结果是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权力非但没有被弱化，反而被进一步强化。
另一方面，划定司法改革的试点事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纳入新一轮的改革任务之中。[47]在我国的司法改革过程中，由于法院领导层事实上掌握决策权，因此也可能发生个人利益或小群体利益渗入整个司法改革目标的现象。政治-竞争-组织三元结构制约是中国司法改革相较于域外司法改革的显著特性。
由此，司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闭环就形成了。[49] （二）限制竞争倾向：规范地方试点主义与政治锦标赛 地方法院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处于具有竞争倾向的结构之中。
[4]（3）尽管与家庭式农场模式比较起来，雇佣劳动力农场在效率上有诸多优势，但是内卷化所形成的制度锁定却固化、复制、扩散了这种低效率的模式。[38]参见王禄生：《地位与策略：大调解中的人民法院》，《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内卷化风险并非结果意义上的内卷，而是一种过程意义上的潜在可能。在2009年前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放缓推进这项改革。
[43]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市、县还是乡镇一级，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弈。（一）打破角色约束：调和司法独特性与政治统一性 如前所述，我国独特的政治结构使得司法改革需要同时回应司法独特性与政治统一性的要求。从内部视角观察，要避免在改革过程中为取得短期成效而破坏司法规律、牺牲司法特性。其一，竞争倾向造成制度供给过剩的独特生态，使得在特定领域可能出现内卷意义上的过密投入。
其一，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呈现周期循环的表征。[7]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8页。
[31]具体而言，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权力在部分法院内部被改造为对其他法官审理案件的监督和管理权力，对涉及群体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疑难复杂等四类案件，院庭长可以要求员额法官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内卷化风险可能加大改革的难度，使得司法改革无法及时调整改革措施与改革内容，司法改革无法全面深化，并逐步陷入进两步、退一步式的内卷增长。
在千变万化中，司法改革面临的宏观、中观与微观问题是相对确定的，它们之间的彼此交织成为司法改革必须直面的制度环境。[5]（4）尽管小农家庭的作物产量和年收入有所增加，经济的生产效率却陷入停滞，生产方式也始终无法升级转型，陷入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或内卷化增长。在此背景下，司法机关要正常发挥职能，在外部就必须采取某种主动姿态向行政机关靠拢，从而配合党政机关主持的中心工作。其中2018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5——51条依次确认了法院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实行员额制以及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技术人员的分工，法官助理首次入法。[40]以员额制改革为例，各地员额配置比例、员额是否用尽、选任标准与选任程序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着手小范围启动确认员额配比的准备工作。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着手进一步修订法官等级的相应规定，并于2011年出台了《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职务暂行规定》）。2004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以下简称《二五纲要》）明确提及要确定法官员额比例。
政治动员的加入虽然在短期内压制了收益份额不均衡所导致的结果，但从长远看，将给改革的可持续性带来负面的影响。[3]See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pp.79-80. [4]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页。
为了突出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探索期就已启动法官等级评定工作，并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让改革制度的接受者接受收益份额不均衡的结果而服从于更宏大的改革价值与目标。
在内部则奉行上命下从。由于缺乏国家在人事、薪酬、编制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因此单独序列管理的书记员待遇低下、专有晋升通道并未被打通。[54]因此，要治理内卷化风险就必须破除司法改革内部结构的行政主导，转变领导决策与政治动员的方式。由于改革资源只能投入到有限的改革领域，因此司法改革者往往只能对内不断挖掘制度潜能，在既有制度框架下进行调整和修正。
学术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在2013年之前，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根本未曾施行。限制竞争倾向，降低试点的随意性与偶然性，提倡有序试点和理性竞争。
实际上，改革只有以买方市场为导向，不断地倾听基层的声音，感知基层法官、检察官的诉求，充分了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地以实践为指向调适自己的思路和措施，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同样的例子还有，旨在提高法官职业能力的改革虽然大幅度提高了法官的学历水平，但职业化所对应的办案能力、职业道德等深层的指标并未与浅层的指标同步得到改善。
[2]参见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一）角色约束：司法独特性与政治统一性的博弈 从我国的政治实践来看，司法的职能构造和角色安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设计者的现实需求与选择而非司法的自我定位。
最终，聘用制书记员与法官之间的通道被重新打通。受制度环境的约束，司法改革在较长观察时段内似乎呈现某种周期循环特征。[53] （三）破除行政主导：转变领导决策与政治动员的方式 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等方案有利于推动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就整体而言符合司法规律。[26]在探索期和发展期，《法官法》于2001年得到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也于2006年进行修订。
两者既相互统一又有所差异。[23]2008年1月，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展到814个人民法院。
肇始于《一五纲要》的法官助理改革被视为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关键一步。（一）我国司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理论基础 内卷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被认为对中国问题具有解释力，且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影响广泛的概念。
[58]最终制度变迁能否发生或能否成为长期中稳定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考虑到这些会在制度变迁中利益受影响的群体的行为。（三）改革结果的成效非均衡 内卷化的典型特征是改革成效陷入无发展的增长或者无法质变的量变。
